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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消費潛力價值與策略

經濟新常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常態,發展過程中長期性結構不合理的現象日益突出。2015年11月,習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的概念,將重點放在提高供給側的質量和效率方面,從而促進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2017年10月,十九大報告中再次強調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新常態下經濟存在失衡的風險,其本質原因在于結構性矛盾,而為緩解這一矛盾,僅靠需求側的調控和管理難以深入到結構,而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直接作用于生產者和勞動者,能夠促進其工作效率與工作積極性的提高,從而提高產品的競爭力和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我國新常態下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1978年至2011年之間的33年中,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速高達9.9%,但2012-2016年進入新常態以來,我國經濟的平均增速為7.8%左右,主要原因在于內需增長動力不足,尤其是由于自主創新不足而導致的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和高新技術產業水平相對較低的矛盾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高端需求。因此,我國經濟發展問題的主要癥結不在于投資規模能否進一步擴大,而是應該注重投資機會,從供給側入手,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改善收入分配結構,普遍提高社會的消費傾向。供給側改革的關鍵在于提高創新效率,由資源驅動轉向技術創新驅動,推進產業結構升級,有效擴張投資需求;將克服收入分配結構性扭曲作為重點,使消費需求與國民經濟增長相適應。供給側改革的重點在于供給質量的全面提升,即提高供給與需求的匹配程度。這樣不僅能為消費和供給市場創造更多更好的投資機會,提升產業的競爭力,還能夠吸引并創造更多高質量的需求,從而進一步釋放居民的消費潛力,發揮消費的帶動作用,促進新常態下的經濟平穩增長。新常態下的消費需求及特點消費需求進入新階段。2004-2016年,我國居民恩格爾系數從37.7%下降至30.1%,接近30%的富足標準,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近年來,在我國就業形勢逐步穩定,工資收入基本保持穩定增長,社會保障水平逐步提高等多種因素的帶動下,我國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增長總體上趨于平穩。如圖1所示,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3821元,同比增長6.3%,2017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43元,同比實際增長7.5%,超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速0.9%。人均收入的提高使得消費者從最初的溫飽需求、安全需求過渡到了更高的精神文化層面,需求的質量逐步提高。消費行為轉變引領消費新常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后,居民的消費行為發生了顯著變化,個性化與多樣化的消費需求增強。居民消費需求消費行為的轉變也帶來消費增速與消費熱點的變化。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7111元,同比實際增長6.8%。分領域看,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醫療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分別比2012年提高2.0、0.7和1.3個百分點。具體來看,居民食品煙酒消費與衣著消費仍舊保持平穩增長,2017年前三季度,二者分別同比增長5.0%、2.6%、9.0%;消費升級類的商品銷售表現較為突出,如限額以上單位文化辦公用品與通訊器材等商品保持較快增長速度;享受型的消費增長速度加快,占居民消費的比重持續提高,2017年前三季度,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與人均醫療保健消費支出分別同比增長8.9%和13.2%,具體如圖2所示。與此同時,隨著互聯網、物聯網與移動支付的興起與發展,消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服務類、移動端消費成為消費的新增長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釋放消費潛力的價值消費需求是調結構、惠民生的重要力量。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穩定增長成為經濟發展的第一要務。同時,由于世界經濟仍舊處于深度調整之中,在國際貿易低迷、出口波動較大的情況下,我國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存在較大的不穩定與不確定性,投資增速出現下滑趨勢。在此情況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升,2016年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3.4%,創下2001年來的新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要確定穩中求進的發展目標,實現經濟有質量的增長,在維穩投資的同時,更多倚重消費的拉動作用,釋放消費潛力,從而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消費潛力的釋放有助于消費轉型升級。我國消費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正在形成,但與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相比,消費驅動力的培養是一個長期過程。現階段,我國居民的物質消費遠未滿足,服務性消費大幅度增長,傳統消費與新型消費同時增長。目前,我國高品質商品消費潛力巨大、高品質服務消費潛力巨大、農村消費升級潛力巨大。但我國雖為制造業大國,但存在著大量的低水平過剩產能,供給水平與居民的消費水平無法完全匹配,導致很多現實消費被抑制。因此,提升供給的有效性,激活居民潛在的消費需求勢在必行。通過激活居民的消費需求,釋放消費潛力,從而能夠促進供給方提升產品的有效供給,改革供給結構,促進我國消費的轉型與升級。

制約我國消費潛力進一步擴張的主要因素

經濟下行壓力下,消費動力有所減弱。目前世界經濟的格局仍舊處在深度調整時期,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復蘇態勢并不平衡,我國面臨著較為嚴峻的國際環境。同時,國內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進入經濟“新常態”。我國的部分傳統行業和產能過剩的行業受到經濟持續下行與產能過剩調整的影響,其規模與市場份額出現了萎縮,這使得居民對于收入的預期降低,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對居民收入的直接影響逐漸顯現,逐步產生消費滯后影響的效應。從總體來看,由于市場缺乏新的供給力量、就業市場不景氣、收入增長困難等都成為制約消費潛力釋放的主要因素,阻礙了消費結構的進一步升級。消費環境不健全,影響居民消費結構正常升級。由于缺乏較為完備的消費者權益保障體系,我國城市居民的消費環境仍舊不容樂觀,各類消費者權益侵害事件時有發生;市場準入規則及行業規范等的不健全,以及對違法違規經營行為的管理處罰制度不健全,使得經營者的違法成本過低,不利于市場的規范與健康發展。消費市場的不健全不利于消費者獲取消費信息,從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費動機和消費愿望。消費者在不良消費環境中的購買行為普遍趨于謹慎,往往趨向于反復權衡消費收益與可能發生的消費風險,面對不確定性,消費者更容易選擇持幣待購、推遲消費乃至放棄消費,從而壓制了居民的消費需求和消費熱情,不利于消費結構的升級。從農村市場來看,由于農村更易成為城市積壓商品推銷的場所,所以相對城市,農村市場上充斥著更多質次價廉的商品。而農村消費者仍舊以價格作為購物的首要考慮因素,使得大量假冒偽劣商品存在較大的市場空間。農村消費者相對于城市消費者更易掉入“消費陷阱”,受到假冒偽劣商品的侵害。產品有效供給不足,同質化嚴重。我國作為制造業大國,存在著大量過剩的低水平產能,產品供應雖處于過剩狀態,但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相匹配,有效供給與有效需求不平衡。一是隨著消費結構的多元化,企業無法提供滿足各個層次消費者需要的產品;二是眾多中小型企業生產的產品技術含量較低,無效供給增加;三是商品的品質安全等問題得不到保障,導致大量潛在消費被嚴重抑制。有效供給不足的結果使得原本旺盛的現實消費轉向“儲幣待購”或“需求外溢”,導致國內產品供給的結構性過剩與短缺并存;四是傳統企業普遍缺乏產品創新觀念,產品與服務的供給無法完全匹配新興市場更為個性化的消費需求。例如,由于缺乏原創性、缺乏貼近大眾文化品位的產品,我國文化消費明顯薄弱;由于相關立法的缺失與缺乏商業模式創新,高端個性化消費品的需求被抑制,阻礙了消費潛力的釋放。供需信息不對稱,有效信息不足。在傳統商業模式下,存在經營時間與經營空間的限制,導致消費者無法及時獲取全部商品信息,商家與顧客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大量的潛在消費需求無法及時轉化為現實消費需求,大量潛在消費處于睡眠狀態。因此,企業需要及時變革自身商業模式,優化消費的供給方式從而促進消費增長。同時,產品信息質量的不對稱極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費需求的有效釋放。隨著我國消費模式向多樣化、個性化轉變,消費者所擁有的質量信息越多,其購買傾向就會越大。由于缺乏完善的市場化質量信息供給機制,消費者對于各類產品質量信息的接收渠道繁雜,信息質量參差不齊,易導致消費者對該類產品甚至整個行業的不信任感,造成市場需求的萎縮和轉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進一步釋放消費潛力的對策建議

著眼于多元化的消費需求,優化消費供給結構。隨著互聯網、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居民的消費結構發生了深刻變革,消費需求向高層次、品質化轉變。與此同時,綠色、優質及高端產品的供給相對短缺,造成供需結構的錯配。為解決供需錯配這一問題,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優化商品消費供給。在提高供給質量和水平的同時,有針對性地引進國際品牌,建設高端化的購物中心,吸引境外消費回流;壯大自主供給,支持企業的智能化設計和生產,從而滿足消費者多樣化、分層次的消費需求,實現供給與需求的有效銜接。第二,提升服務消費的供給。主要從發展生活服務業、發展養老服務業以及發展商旅文化融合等方向,提升服務業的供給水平。第三,倡導綠色消費供給。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居民的環保意識也逐漸增強,堅持生產、流通和消費全鏈條的綠色化、生態化,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消費質量。通過推廣綠色物質產品消費、推廣綠色精神產品消費等可以滿足居民多元化的消費需求。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補齊消費基礎設施短板。通過加大政府投入,可以從兩個領域補齊基礎設施建設的短板:第一,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農村電網改造升級以及農村道路建設的力度,重點解決農村的交通與供電問題對農村消費能力的制約。第二,加速建設4G、光纖寬帶等基礎設施的建設,補齊新興消費等基礎設施建設上的短板,從而實現通訊網絡的全覆蓋。第三,加強旅游基礎設施建設,支持重點旅游線路的建設。第四,優化城市商業網絡布局,合理規劃商業綜合體等大型商業設施,鼓勵閑置流通設施的綜合利用。通過補齊流通基礎設施的短板,擴大居民消費需求,提升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健全法律法規且完善行業標準,進一步優化消費環境。消費環境不理想是制約居民消費潛力釋放的重要障礙之一。尤其是新興消費與流通革命的發展,原有的各大行業監管體系已經無法完全適應流通供給各個領域跨界融合發展的趨勢,消費市場亟需建立新的市場治理與監管體系。首先,政府應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相關法律法規,重點完善網購等消費新模式的消費者權益保障,利用“互聯網+”,簡化消費糾紛的解決流程,實現信息的雙向溝通,創新糾紛解決機制,降低消費者的維權成本。第二,推進商務信用體系建設。商業信用體系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消費需求的擴張,完善以信用為核心的內貿流通治理模式,鼓勵開展以信用記錄為基礎的第三方專業評價等,通過行政力量與市場力量的結合對市場上的失信行為進行整治,從而打造良好的信用環境與信用體系,構建完善的社會商業誠信體系。第三,建立完備的消費安全標準,著力提高國內產品的質量,從而提升消費者的消費信心。完善企業的激勵機制,鼓勵產品和商業模式創新。政府可以通過給予稅收優惠、相關補貼等方式,鼓勵相關企業尤其是高技術企業進行產品的研究與開發以及商業模式的創新,從而完善對企業生產研發的激勵機制。在文化產品方面,建立健全政事分離、管辦分離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產品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著力提高文化產品的供給質量。高技術產品消費方面,應重視信息的價值,政府應給予基于數據信息加工和處理的企業以稅收優惠與財政補貼,從而支持其技術的改進與模式的創新。利用數據的力量實現供應鏈各個環節之間的互聯互通,發揮信息的共享作用,從而提供更符合消費者需求的中高端化個性消費品和服務產品。與此同時,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的興起使得電子商務全面覆蓋居民生活,鼓勵企業向高水平商業模式發展有利于促進消費的穩定與結構升級,培育新的消費增長點,從而深入挖掘內需,促進經濟的提質增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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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麗君 單位:中原工學院信息商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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